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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

2024-04-18 13:30 來源： 作者：許朝楊 瀏覽：次 打印 在線收藏 舉報該信息
《周禮·天官冢宰·小宰》提出了考核官吏的六項標準：“以聽官府之六計，弊群吏之治。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”，這就是著名的“六廉”說。“六廉”說將“廉”作為為官者的基本要求放在首位。對此，東漢經(jīng)學家鄭玄說：“既斷以六事，又以廉為本。”“六廉”說，把“廉”運用于政治考核領域，“廉”、“能”并重，得出了較為全面的評價官吏標準，成為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官吏考核的基本思想與準則。
　　
秦漢時期，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一統(tǒng)遼闊疆域內(nèi)，如何保障中央政令貫徹執(zhí)行，使龐大的官吏隊伍高效廉潔，是主政者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。1975年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發(fā)現(xiàn)的秦墓中，出土了大量竹簡，其中有一篇名為《為吏之道》的文書，教育為官者“必精絜（潔）正直，慎謹堅固，審悉毋（無）私”，指出應當具備“五善”：“一曰中（忠）信敬上，二曰精（清）廉毋謗，三曰舉事審當，四曰喜為善行，五曰龔（恭）敬多讓。”這其中的“潔”、“正”、“慎”、“敬”、“讓”、“無私”、“忠信”、“清廉”、“善行”等，都是廉潔文化的重要內(nèi)容。無獨有偶，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《為吏治官及黔首》和北京大學藏秦簡中的《從政之經(jīng)》中，也有“恭敬多讓”、“興徭勿擅”、“安靜毋苛”、“除害興利”、“安樂必戒”等與廉潔文化有關(guān)的內(nèi)容。西漢被譽為“群儒之首”的董仲舒推崇“禮義廉讓之行”，東漢思想家王符認為“清廉潔白”乃是“化之本也”的重要內(nèi)容。繼承先秦以來的傳統(tǒng)，廉潔文化在國家、社會、家庭、個人各個層面受到全面重視。
　　
及至隋唐時期，門閥士族勢力逐漸衰弱，官吏隊伍成分更新；最高統(tǒng)治集團的政治經(jīng)驗更為豐富，國家政權(quán)自我控制約束、自我調(diào)整適應的能力不斷增強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以唐初最高統(tǒng)治集團為代表，吸納了先朝政權(quán)盛衰興亡的歷史經(jīng)驗教訓，探討了如何實現(xiàn)王朝長治久安的規(guī)律性。廉潔是他們高度關(guān)注的內(nèi)容之一。唐太宗教育臣下要珍惜生命，猶如不能用貴重的明珠“彈雀”一樣，不能用珍貴的生命“博財物”。他說：“且為主貪，必喪其國；為臣貪，必亡其身。”陸贄是唐德宗時期的宰相，他秉性貞剛，嚴于律己，跟下屬和同僚交往的時候，堅決拒絕他們的饋贈。唐德宗專門給陸贄帶話，告訴他清廉太過、拒絕他人饋贈的話，恐怕事情就辦不成了。面對唐德宗的勸說，陸贄斷然拒絕，在一份奏章里寫道：“賄道一開，展轉(zhuǎn)滋甚。”意思是說，一旦開了受賄這個口子，必定胃口越來越大。隋唐時期，盛世的出現(xiàn)、皇權(quán)的加強、政局的穩(wěn)定、官德的改進、效能的提高，均與當時廉潔文化盛行關(guān)系密切；反之，亂世的發(fā)生、政局的混亂、吏治的敗壞，也都與廉潔文化不彰有關(guān)系。
　　
宋元明清時期，封建專制制度進一步強化，民族矛盾、階級矛盾錯綜復雜，但廉潔文化依然是封建統(tǒng)治者倡導和褒揚的文化，這從許多官員的自我約束中就可看出。宋代呂本中著有《官箴》，其中說：“當官之法，唯有三事：曰清，曰慎，曰勤。”名臣包拯曾言：“后世子孫仕宦，有犯贓者，不得放歸本家，死不得葬大塋中。”元代張養(yǎng)浩在《廟堂忠告》中說：“廉以律身，忠以事上，正以處事，恭慎以率百僚。”明代流傳的官箴中有“吏不畏吾嚴，而畏吾廉”、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等內(nèi)容。名臣于謙“日夜分國憂，不問家產(chǎn)”，“所居僅蔽風雨”。清官海瑞歷任高官，家中卻“蕭然不啻如寒生”。清代于成龍為官時曾定下《示親民官自省六戒》，提出勤撫恤、慎刑法、絕賄賂、杜私派、嚴征收、崇節(jié)儉六條戒律。他在“絕賄賂”部分寫道：“夫受人錢而不與干事，則鬼神呵責，必為犬馬報人；受人財而替人枉法，則法律森嚴，定當妻孥連累。清夜省此，不禁汗流。是不可不戒。”歷史文獻、文化經(jīng)典、文物古跡中的廉潔思想，古圣先賢、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，直觀體現(xiàn)了我國歷史上的廉潔文化，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　　
回首歷史，弘揚廉潔文化中蘊含的寶貴思想和文化資源，有助于黨員、干部加強黨性修養(yǎng)，筑牢思想防線、守住廉潔底線，營造新時代崇廉拒腐、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(tài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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